我在北大的禅事


报考北大是一时的赌气。虽然从小我就非常景仰北大,但高三时我一心想出家做和尚,深人经藏,解决生死根本的大问题。父母老师都非常着急,无论他们怎样劝说,我还是一有空就到寺院里听老和尚讲经。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向一位法师说出我要出家的想法,我还能记得自己当时口气颇为豪壮:“要做女中真丈夫,荷担如来家业,续佛慧命。”不想那和尚只嘿嘿一笑说道:“你若真有智慧,去北大弘法。”我当时只觉得他在奚落我,觉得他小看了我。回家一赌气:考就考,既然出家都不怕,还会怕考试?当时我只想证明自己。半年以后我兴高采烈地拿着北大录取通知书去找法师,法师已经云游去了,给我留了一封信,信中提及南怀瑾,建议我找到他的书仔细阅读,可以治我当时的许多毛病。当时不解:人生苦短,学佛事大,我一心求解脱何错之有?

进入北大,感觉非常亲切。这儿也有藏经阁(北大图书馆),也有佛塔(博雅塔),更令我高兴的是,遇到了许多同参。我先是在武术队认识了比我高两级的陈解涛。当时觉得他很怪异,总是光着脚打拳,拳脚异常敏捷。一年到头穿着军装,背一个破书包,一有空就盘坐在地上,从破书包里掏出一本佛经,旁若无人地念诵起来。后来还认识了少女博士王从芳,绰号为“疯子”的赵锋,颇有大儒风范的戈国龙,温文尔雅的王健。他们大多先后成了博士。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辩论,从历代高僧如玄类、鸡摩罗什等,到历代文人苏东坡、王阳明,到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、霍金等;从如何生到何谓死,从校园新闻到社会焦点;从剖析自我到评论国家首脑。我们的论题几乎无所不包。后来我们决定组办一个社团,定名为佛学社。当时我们发现有一个奄奄一息的禅学社,觉得这名字比佛学社好。鲁迅说: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禅。

于是我们便把禅学社接管过来。我们办了许多活动,请汤一介先生、楼宇烈先生、吴立民先生、吴占友活佛、于晓非先生等来学校讲禅文化:包括禅与现代人生、禅与饮食文化、禅与企业管理等,每场讲座几乎都挤得水泄不通,每场讲座后面的辩论都非常精彩。讲完课后,先生们都感叹:只有在北大,辩论才会这么激烈。在这样的辩论场中,我想再自大的人都不敢轻易狂妄。因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所学所知太有限了,个人的智慧只不过是一颗小水滴。只有不断地学习,向别人学习,学习一切法门,才能最终破除我执、法执,智慧方能圆融。这是北大所给予我并且能让我终身受益的启示。我们的活动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好评,台湾企业家尹衍梁先生特意给我们送来全套南怀瑾先生的著作。书中的观点有的令我为之一怔,有的已经相互契合,有的也许一辈子都将是个大疑团。

看先生的书是一种享受,会不由自主地发笑,因为往往能看到自己或他人过去存在过或现在依然存在的可笑之处。待毕业前,我狼吞虎咽地把书全部读完,咬咬牙把书赠给了北大图书馆,算是我现在能对北大作出的仅有的贡献。赌气进了北大之后,我发现渐渐地,北大让我不由地喜欢。闭上眼回想,不仅景色如画,一草一木让人喜爱,就连校园里的各种声音,都会萦绕在心间,久久不散。校园里的生活非常有规律,我的窗口正好挨着一个大广播,每天早晨六点半,便开始播放新闻摘要,逼得我每天一大早必须关心天下大事。久而久之,到现在新闻摘要成了我每天必听的节目。夏天的晚上,总有些校园歌手,弹着吉他唱乡村音乐,尤其是毕业前夕,那歌声格外浪漫。偶尔也有时候,有大胆的男士在窗外大声地向心爱的人表白,我和室友们隔窗和那位女生一起听着绵绵的情话。还有讲台上老师慷慨激昂的讲课声,楼道里齐声学二外的朗读声。回想起来,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图书馆里每天清晨一开门时走廊里的那“喇咧”奔跑的脚步声。

能在图书馆上自习是件舒服的事,有一天开到晚连中午都不关门的自习室,看书累了可以去阅览室浏览一些杂志或去电教404室看英文录像。然而自习室的位置很有限,必须赶早去占位置。即使是冬天的早晨六点,夜幕还没有退去,图书馆大门前便已有许多同学。待到门一打开,人像潮水一样涌人,楼内的灯还没来得及打开,走道里漆黑一片,仗着对地形的熟悉放开胆子像别人一样向前冲去,但必须提着心仔细分辨前后的脚步声,以免奔跑速度不同而撞着前面的人或被后面的人撞着。于是每天的清晨,走道里如同奏乐般响起特别整齐的脚步声。只要听过一次那声音,足以一生催人奋进。